社会信用体系融信用理念、信用制度和信用工具于一体，兼具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双重属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既有助于释放生产力的新动能，又有助于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
　　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社会信用体系是彰显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水平相适应，既有利于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活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有利于促进公平和效率有机统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广泛助力脱贫攻坚、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有力地保障和改善了民生。教育、就业、医疗等领域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力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信用+社会治理”是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以及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探索。
　　社会信用体系是提升社会资本的重要载体。社会学认为，社会资本是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因素之一，比如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和由此产生的信任等社会主体间的关联。其中诚信是构造和决定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诚信、信任水平成为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变量。社会信用体系以树立诚信文化理念、弘扬诚信传统美德为内在要求，以守信激励和失信约束为奖惩机制，以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为宗旨。以政务诚信为引领，坚持依法行政、建设政府守信践诺长效机制，可以提升政府公信力；以商务诚信为重点，加强生产、金融等领域的信用建设，可以改善营商环境，降低交易成本；以社会诚信为基础，加强教育科研、知识产权等领域的信用建设，可以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以司法公信为重点，守牢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可以助力社会长治久安。
　　社会信用体系是激活经济动能的重要力量，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重要纽带。当前，数字经济正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信用管理是最早的数字经济和经济数字化发展领域之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始终重视对前沿信息技术的应用，以此推进数字化进程。社会信用体系通过信息融合嵌入、资源引导与匹配、应用场景拓展丰富，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加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社会信用体系为元宇宙产业、虚拟主播模式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提供的基础信任架构与支撑，有力地增强了“三新”经济发展能量，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注入了全新动能。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助于促进科技创新。从历史经验看，信用始终是科技创新中不可缺少的支撑。从当下实践看，科技创新的全流程均离不开信用支持。在实验室研发阶段，需要以天使投资为代表的社会信用支持；在试验开发阶段，需要创业风险投资、小额贷款等；在大规模产业化阶段，需要信贷、股权投资、保险等信用支持。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一是以信用建设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发展普惠金融，扩大信用贷款规模，解决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融资难题。鼓励银行创新服务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三农”、生态环保、外贸等专项领域信贷产品，发展订单、仓单、保单、存货、应收账款融资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积极推进消费信贷。二是以信用监管优化行政资源配置。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完善信用承诺制，健全事前、事中、事后监管机制，分级分类精准监管，对诚实守信的企业无事不扰、对违法失信的企业“利剑高悬”。三是以区域信用建设优化空间资源配置。加快城市信用、农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动资源要素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加快区域信用一体化建设，推进资源空间均衡配置。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助于推动产业变革。世界产业变革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信用体系变革史。比如18世纪的英国，初步形成由英格兰银行、伦敦私人银行和伦敦以外的乡村银行构成的三级银行网络，这标志着现代信用体系的形成。通过银行网络，大量资金从英国南部资金盈余地区转移至北方工业发达地区，资本主义工业蓬勃发展，并成为全球工业革命的源起。再如19世纪70年代后期的美国，以资本市场和投资银行体系为代表的信用体系，有力推动了电气产业、石油产业和钢铁产业的发展，人类迈入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当今的产业发展，无论是产业资金投入、产业资本循环还是长期科研投入，均高度依赖信用体系支持。科技—产业—金融（信用）深度融合，客观上已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多措并举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推进社会信用理论创新。围绕理论溯源，加强跨学科协同研究，重点推进社会学的信任理论、经济学的信用理论、管理学的信誉理论、计算机科学的信息理论等研究，夯实社会信用体系的学理支撑，以回应时代与实践提出的重大信用关切。围绕健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信用体系，重点研究社会信用体系服务全面深化改革的体制机制、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模式路径、融合信息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变革的机理机制等。围绕构建一流营商环境，加强中外社会信用体系的比较研究，加快构建社会信用领域的中国话语体系。
　　推进社会信用制度建设。完善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健全证券资本、环境保护、现代物流等领域的信息披露机制。建立公共信用信息、市场信用信息、金融信息共享整合机制，形成覆盖全部信用主体、所有信用信息类别、全国所有区域的信用信息网络。完善社会信用制度法规体系，加强社会信用领域标准化建设，完善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制度。努力实现社会信用制度规则统一，加大力度整顿地方利用信用评价、地方标准构筑隐形壁垒的行为，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构建以市场为主导的国际标准化的信用服务体系，完善跨境信用体系，积极稳妥推进个人征信信息跨境和企业信用信息平台跨境，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进信用服务提质增效。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元宇宙、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强信用信息资源建设，提高信用信息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提升服务效率。推进地方融资信用服务平台整合和统一管理，加快建立完善全国一体化融资信用服务体系。发展普惠金融，创新银行信贷产品和服务，加强消费领域信用体系建设，规范发展消费信贷，健全资本市场诚信档案和全流程信用监管，打造诚实守信的金融生态，以信用赋能促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完善的政府守信践诺长效机制，充分发挥政府主体在社会信用建设中的表率和导向作用。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加强进出口信贷和出口信保支持，推动外贸质升量稳。
　　（耿得科，作者系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