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与CiteSpace软件的可视化分析表明，国内信用研究存在四大演进动力，分别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企业融资的多样化需求、政策的跨周期考量与理论的跨学科发展。
　　国内信用研究已形成五大学术体系，分别是“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研究、“信用风险与信用评价”和“商业信用与信用利差”的交叉研究、“信用合作”的衍生研究以及“信用评级”的综合研究。
　　国内信用研究正面临六大创新机遇，分别是金融合作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金融科技智能化特征的凸显、金融业务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金融服务普惠化工程的铺展、金融模式内生性矛盾的反思与金融素养整体性水平的提升。
　　信用经济，作为现代经济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已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瞩目。它建立在信用的基石之上，通过信贷、票据、债券等金融工具，促进资金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在当前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信用的重要性愈发凸显。然而，从宏观视角审视不难发现，结合学术体系、演进脉络和前沿动态对国内信用研究现状进行整体把握的学术成果相对较少，运用科学计量方法对国内信用研究现状进行客观评估的学术成果也相对匮乏，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信用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为了填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本文采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收集和整理国内信用研究领域的相关成果，并借助CiteSpace软件绘制知识图谱，直观展示并深入分析国内信用研究的体系、脉络和前沿，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为了确保研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本文选择了中国知网（CNKI）这一权威的文献检索系统作为数据来源。在文献检索阶段，以“信用”为篇名，以“2013—2023年”为时间范围，初步筛选出被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收录的文献；经过去重处理后，最终筛选出2578篇国内信用研究领域的核心期刊文献。这些文献不仅涵盖了国内信用研究的最新学术进展，而且代表了该领域的主要学术成就。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借助CiteSpace软件生成了一系列知识图谱，以便对国内信用研究进行直观展示和深入分析。其中，关键词作为期刊文献研究内容的高度概括与集中表达，是知识图谱生成的重要依据。在CiteSpace软件生成的知识图谱中，关键词聚类图能够根据关键词之间的关联程度将它们进行聚类，关键词聚类时区图能够进一步展示出不同时间段内聚类关键词之间的关联关系与演化轨迹，关键词突现图则能够直观展示短时间内出现频率显著增加的关键词及其突现时刻和持续时长。通过对这些知识图谱进行可视化分析，本文系统梳理了国内信用研究的学术体系、演进脉络和前沿动态，旨在为后续研究提供深入探索的方向。

　　二、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结果
　　（一）发文趋势分析
　　国内外信用研究发文数量年度分布图（见图1）表明，2013年国内信用研究年发文量高达296篇，显示出当时国内学界对信用研究领域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重视。然而，在随后的几年里，国内信用研究的年发文量虽有所波动，但整体上呈逐年下降态势，从2013年的296篇降至2023年的191篇。
　　相较国外，国内信用研究的年发文量虽呈逐年下降态势，但总体上仍然保持较高水平，并且波动幅度相对较小，下降速度也相对较慢。这表明国内信用研究在保持持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仍然具有一定的研究深度和广度。
　　受201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外信用研究年发文量的涨/跌柱线在2019年之前呈逐年缩短的趋势，在2019年之后呈逐年增高的趋势。这一现象揭示了信用研究与金融危机影响的扩张与消退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关系。具体来说，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信用研究的关注度有所提升，而随着金融危机的逐渐消退，相关研究的关注度也有所下降。
　　综上所述，国内信用研究已经较为成熟且稳定，仍保持着一定的吸引力和影响力。随着研究主题和方法更加多样化和精细化，以及出于防范与化解金融危机的现实需求，国内信用研究都有望在未来的学术探索中取得更多的突破和进展。 

　　（二）学术体系与演进脉络分析
　　1. 学术体系分析
　　关键词聚类图能够根据关键词之间的关联程度将它们进行聚类，直观展示相关研究的学术体系。在关键词聚类图中，关键词所在的节点越大，说明该关键词在文献中出现的频率越高，相关研究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越高。国内信用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表明，目前，国内信用研究已经形成了五大学术体系。
　　（1）“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研究（见图2）。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对于优化金融生态环境、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正在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包括信用信息资源的整合、信用评价体系的建构、信用监管机制的建立等多个方面。这些举措的实施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多个领域，涵盖政府、企业、组织、个人等多个主体，为社会信用体系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

　　（2）“信用风险与信用评价”的交叉研究（见图2）。信用风险主要源于债务人在约定时间内无法如期履行其还款或付息义务，进而对债权人造成的潜在经济损失。这种风险不仅存在于个人之间的借贷关系中，更广泛地存在于企业、金融机构乃至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中。信用评价作为一种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通过对债务人的信用状况进行量化评估，为各类经济实体提供了评估债务人违约风险大小的重要依据。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加强信用风险管理和完善信用评价体系，已成为保障金融稳定、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举措。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信用风险与信用评价”交叉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更全面地认识和理解信用风险的本质特征、影响因素与评估方法等。
　　（3）“商业信用与信用利差”的交叉研究（见图2）。商业信用是指企业在商品交易中，以延期付款或预收货款的方式来进行购销活动而形成的借贷关系。信用利差是指不同风险等级的债券收益率与无风险债券收益率之间的差异。信用利差的大小可以看作是市场对信用风险的定价，较高的信用利差通常意味着较高的信用风险，反之亦然。商业信用的健康发展有助于降低企业的信用风险，进而降低信用利差；信用利差的整体下降则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进而增强商业信用的经济活力。因此，深入研究“商业信用与信用利差”的相互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商业信用市场的发展规律，为我国实体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4）与“信用风险与信用评价”交叉研究相结合的“信用合作”衍生研究（见图3）。信用合作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组织形式，通过集合资金、共享资源、分散风险等方式，为中小企业和个人提供了便捷高效的融资渠道。在我国，“信用合作”研究是建立在“信用风险与信用评价”的交叉研究基础之上的。“信用合作”研究的核心在于如何有效地结合信用风险与信用评价的理论和实践，通过信用信息资源的共享、信用评价标准的制定、信用风险管理机制的构建等方式，促进信用市场主体之间的深度合作，从而提升信用市场的整体发展质量。

　　（5）与“信用风险与信用评价”交叉研究、“商业信用与信用利差”交叉研究相结合的“信用评级”综合研究（见图3）。信用评级是指通过对债务人的信用状况进行客观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给予相应的信用等级，以反映其违约风险大小的过程。作为我国信用研究的核心内容，“信用评级”研究融合了“信用风险与信用评价”的交叉研究和“商业信用与信用利差”的交叉研究。这一研究领域，不仅涉及对债务人还款意愿和能力的评估，还涉及对商业信用与信用利差相互关系的探讨。通过深入分析这些因素，可以为信用市场主体提供客观、准确的信用评级结果，为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发展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2. 演进脉络分析
　　目前，国内信用研究已经形成了五大学术体系，借助关键词聚类时区图，可以深入洞察国内信用研究现有学术体系的内在发展逻辑。因为相较关键词聚类图，关键词聚类时区图能够将同一聚类中的关键词根据时间顺序排列在同一条直线上，进一步展示出不同时间段内聚类关键词之间的关联关系与演化轨迹。结合关键词聚类时区图（见图4），国内信用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被划分为三个主要的时间序列阶段：2013至2015年、2016至2020年、2021至2023年。基于时间序列视角，我们能够清晰地追踪国内信用研究从发展阶段经过深化阶段直至创新阶段的整个演进过程，从而精准地把握国内信用研究的发展脉络。

　　（1）“社会信用体系”基础研究的演进脉络。在2013年至2015年的发展阶段，社会信用体系研究呈现四大特点（见表1，表1关键词信息来源见图4）。
　　第一，经济增长成为社会信用体系经济内涵研究的焦点。通过实证分析，研究者揭示了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联。
　　第二，信用权成为社会信用体系政治内涵研究的要点。研究者对信用权的定义、性质、保护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为信用权的法律保护和制度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
　　第三，诚信成为社会信用体系文化内涵研究的基点。学界积极倡导并推动诚信体系建设，为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信用信息成为社会信用体系科技内涵研究的支点。信用信息作为评价个人或组织信用状况的重要依据，其采集与处理方式的创新成为研究的热点。研究者积极探索大数据技术在信用信息管理中的应用，并提出了“在确保个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合理挖掘利用信息，创新数据增值服务”的创新性观点，为社会信用体系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在2016年至2020年的深化阶段，社会信用体系研究呈现三大特点（见表1）。第一，共享经济和数字经济的融合形态构成研究的实践基础。其一，这两种新经济形态都以信用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研究者在辨析信用信息的私人与公共属性后，进一步探讨了信用信息的管理与应用。其二，这两种新经济形态都以数字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区块链技术为代表的科技信用被纳入研究视野，旨在为社会信用缺失问题提供技术解决方案。其三，这两种新经济形态推动公共图书馆、芝麻信用等成为信用研究的对象，用以对比分析公共和私人信用服务的差异与优劣。
　　第二，信用治理模式成为研究的核心议题。研究者围绕信用立法与信用监管，深入探讨了政府如何通过制定和执行相关法律法规来监督和管理信用市场，确保信用领域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同时，研究者还关注了失信惩戒与信用修复的问题，既探讨了如何通过处罚和制裁失信行为来维护社会信用体系的公平和公正，也研究了如何为失信个人或组织提供信用修复的机会和途径，帮助其重建信用记录。
　　第三，三维信用理论成为研究的理论代表。与传统的单一维度信用评估方法相比，吴氏三维信用理论通过诚信度、合规度和践约度三个维度，更为全面地反映了个人或组织的信用状况。在这一理论框架下，研究者深入探讨了信用主体的行为特征、信用关系的网络结构和信用环境的动态变化，提出了更加系统的信用评估理论和方法。
　　在2021年至2023年的创新阶段，社会信用体系研究呈现三大特点（见表1）。第一，双循环发展战略成为引领研究创新的指导思想。从国内循环的视角出发，研究者深入探讨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市场准入门槛不一致、市场监管不充分等问题的解决方案。从国际循环的视角出发，研究者则聚焦于解决国际贸易中的信用风险、跨境投资中的诚信合作等难题。

　　第二，信用治理措施成为研究的重点领域。当前，研究者已经形成普遍共识，认为信用惩戒、守信激励、信用法治、行政处罚等信用治理措施共同构成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必要补充。“建立法律制度、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相结合的信用法治体系”，完善信用奖惩机制方面的建设和实践，将推动“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第三，数字信用要素利用和个人信用信息保护成为研究的新兴领域。如何平衡“数字信用要素利用和个人信用信息保护之间的矛盾”，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研究者普遍将平衡相关法律关系视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主张“对涉及人格部分应当以保护为主，而涉及经济利益的部分则应以利用为主。”
　　（2）“信用风险与信用评价”交叉研究的演进脉络。在2013年至2015年的发展阶段，信用风险与信用评价的交叉研究呈现两大特点（见表2，表2关键词信息来源见图4）。

　　一方面，金融科技的崛起推动了数字化研究的交叉发展。凭借算法、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金融科技推动了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在这一背景下，信用风险与信用评价研究逐步向数字化方向演进，并呈现出交叉发展趋势。在信用风险研究方面，除实证分析外，研究者通过构建违约风险模型，把信用评分作为评估信用风险的关键工具。同时，研究者通过分析P2P网络借贷业务的运营模式，提出了信用风险的评估与防控措施。在信用评价研究方面，研究者分析了在互联网金融背景下，信用评价如何影响和塑造了新的融资模式和渠道。同时，研究者探讨了如何通过改进信用评价机制来优化互联网金融的生态环境。
　　另一方面，金融合作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动了国别化研究的交叉发展。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各国间的金融合作日益加强。这为信用风险与信用评价研究的国别化取向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进一步推动了研究的交叉发展。在信用风险研究方面，研究者开始全面考量投资环境的国别差异，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涉及跨国资金流动，其信用风险主要源于投资目标国的经济、政治、法律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在信用评价研究方面，研究者亦从信用环境的国别差异角度出发，深入探讨了政治环境稳定、经济前景良好、法律法规健全等因素在评估国家投资环境中的重要作用。
　　在2016年至2020年的深化阶段，信用风险与信用评价的交叉研究呈现三大特点（见表2）。第一，金融科技智能化特征的凸显推动了智能化研究的交叉发展。在信用风险研究方面，研究者开始积极探索尖端机器学习技术在信用风险评估和防控方面的应用潜力。其中，粒子群算法和卷积神经网络等先进技术成为了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这些技术在处理复杂数据方面表现出色，有望为信用风险研究带来更高的准确性和可信度。与此同时，线上供应链金融的蓬勃发展也催生了新的信用风险问题。例如信息不对称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因此，在这一新兴领域内，如何实施有效的信用风险评估与管理策略，已经成为研究者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在信用评价研究方面，研究者利用神经网络、区块链等新兴技术来优化信用评价模型，并对网贷平台的信用评价模式进行了深入探讨。
　　第二，金融业务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推动了市场化研究的交叉发展。在信用风险研究方面，为应对流动性风险，研究者综合考虑信用风险的影响机制和发生路径，构建了风险承担、信息披露、现金持有、市场化水平、信用估值调整等与信用风险之间的关系模型。在信用评价研究方面，研究者对商业信用规模的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评级机构的信用评价方法和标准进行了深入探讨。此外，研究者探讨了建立市场主体、促进公共资源交易、完善信用保险服务在降低信用风险、促进信用交易中的作用。
　　第三，金融服务普惠化工程的铺展推动普惠化研究的交叉发展。在信用风险研究方面，小额贷款作为金融服务普惠化的重要表现，其信用风险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在信用评价研究方面，研究者探讨了如何通过信用评价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并将“一带一路”作为全球金融服务普惠化的重要载体纳入研究之中。
　　在2021年至2023年的创新阶段，金融模式内生性矛盾的反思推动了本土化研究的交叉发展（见表2）。在信用风险研究方面，城投债作为我国地方政府融资的重要工具，其潜在的信用风险引起了研究者的高度关注。通过对信用债市场的深入分析，研究者构建了多种信用风险评估模型与方法，为信用债市场的稳健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此外，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如何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信用风险评估能力，也成为当前研究的核心议题。在信用评价研究方面，研究者更是将信用评价视为解决乡村振兴中信息不对称问题、激发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的有效途径。
　　（3）“商业信用与信用利差”交叉研究的演进脉络。在2013年至2015年的发展阶段，商业信用与信用利差的交叉研究呈现两大特点（见表3，表3关键词信息来源见图4）。

　　一方面，两者都关注企业的融资约束和成本问题，致力于探索缓解融资约束、提高融资效率的途径和方法。研究发现，企业在融资过程中普遍面临各种约束，这些约束不仅影响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和难度，更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的运营策略和投资决策。
　　另一方面，两者都涉及市场的运行机制和功能问题。商业信用研究侧重于探讨企业在市场中的相对地位如何塑造其信用状况，以及如何通过企业和银行间信用关系的协调和维护来缓解融资约束。
　　这一领域的研究表明，商业信用不仅能够增进银企间的协调与合作，还能够促进企业间的协同，构建稳固的供应链与价值链。信用利差研究则聚焦于流动性信用风险在市场上的定价与传导机制，强调信用利差的变化是反映企业盈利能力、偿债能力以及市场对信用风险认知与态度的关键指标。特别地，信用违约互换作为信用风险转移的重要工具，成为信用利差研究的热点。
　　在2016年至2020年的深化阶段，商业信用与信用利差的交叉研究呈现三大特点（见表3）。第一，商业信用研究聚焦于企业运营环境及其社会性因素的分析。一方面，商业信用研究深入探讨了企业运营环境与商业信用之间的紧密联系，明确指出商业信用的充裕程度直接关系到企业运营的健康状况。商业信用与企业的战略差异、投资效率、企业绩效、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等多个方面相互影响，形成了紧密的联动关系。此外，纳税信用的提升为企业塑造了良好的社会形象，显著增强了企业的信誉度和公信力。同时，研发投入的增加可以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进而提升商业信用的质量和价值。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在不同的生命周期，其商业信用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另一方面，商业信用研究深入分析了社会网络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社会性因素对商业信用的影响，认为社会网络在连接企业与个人、企业与企业间发挥着关键作用，而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则为商业信用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第二，信用利差研究专注于风险传染模型及其异质性因素的分析。一方面，研究者借鉴了传染病模型的思路和方法，构建了相应的数学模型来描述信用风险的传播与扩散过程。通过对传染效应和传染强度的测量与分析，研究者更加清晰地揭示了债务主体违约事件对其他债务主体产生的连锁反应与影响，以及信用风险在市场中的传播速度和影响程度。同时，关于“关联信用风险”的研究揭示了债务主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风险传播机制，进一步丰富了信用利差形成和变动的理解。
　　另一方面，异质性作为信用利差研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体现了不同债务发行主体在信用质量、经营状况和行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影响了债务的市场接受度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进而影响了信用利差的大小。研究者发现，信用债、信用结构、债券违约与股权质押本身的异质性特性，与信用利差存在强相关关系。
　　第三，两者都涉及信息不对称问题。在商业信用研究方面，研究者发现，商业信用作为一种非正式的融资渠道，在融资过程中往往缺乏信息披露机制，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较为突出。在环境不确定性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的情境下，商业信用可以为企业提供一定的风险缓冲，帮助企业应对外部冲击；而法律环境的完善则可以为商业信用的健康发展提供法律保障，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在信用利差研究方面，研究者着重探讨了信息不对称对信用利差的影响，认为当市场上的信息分布不均时，投资者往往难以准确评估债务人的信用风险，因此往往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和信用利差，以补偿可能面临的信用风险。作为信息不对称理论的重要应用，熵空间模型与信息含量被引入信用利差研究中，研究者系统地分析了信用利差的变化趋势及其背后的动力学机制，强调了信息含量在信用利差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在2021至2023年的创新阶段，商业信用研究致力于揭示企业运营环境中的信用关系，经营风险、供应商集中度、企业金融化以及代理成本等因素成为研究的焦点；信用利差研究则专注于构建风险传染模型，债券融资成本、地方政府债务以及风险传染等内容备受关注。两者看似各自独立，但在以下三个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交叉研究特点（见表3）。
　　第一，两者都积极响应政策导向。在商业信用研究方面，研究者深入探讨了商业信用与混合所有制改革之间的关系。在信用利差研究方面，研究者则着重探讨了信用利差与绿色金融之间的关系，产出了一系列“信用利差视角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成效研究”。
　　第二，两者都积极适应时代转型。商业信用研究系统剖析了商业信用与数字化转型的紧密联系，信用利差研究则深入分析了信用利差与深度学习、金融科技等新兴技术的关系。
　　第三，两者都积极策应试点要求。商业信用研究主要聚焦于纳税信用评级、税收遵从等核心议题。信用利差研究则探讨了“创设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对于降低债券信用利差具有显著的积极效果”，并运用准自然实验方法，在模拟真实市场环境的基础上，对信用利差进行了实证分析。
　　（4）“信用合作”衍生研究的演进脉络。在2013年至2015年的发展阶段，跨学科理论为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见表4，表4关键词信息来源见图4）。

　　第一，在演化博弈的框架下，信用合作被视为一种动态演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个参与者通过持续的策略调整与人际互动，逐渐形成稳定的合作结构。演化博弈理论强调了合作行为的自组织性和自适应性，为理解信用合作的动态演化规律提供了有力工具。
　　第二，信息不对称理论也为信用合作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在信用合作中，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合作双方的信任危机和合作困境。因此，如何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等方式来减轻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信用合作的顺畅进行，成为信用合作研究的关键议题。
　　第三，市场失灵理论也为信用合作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借助市场失灵理论，信用合作研究深入剖析了市场失灵的内在根源和表现形式，系统阐述了信用合作作为市场补充机制的重要性。
　　在2016年至2020年的深化阶段，信用合作研究涵盖了参与主体、市场机制和数字化转型等多个维度（见表4）。第一，信用合作参与主体研究奠定理论基石。研究者聚焦于行为选择、利益相关者、农民合作社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等关键议题，深入挖掘了信用合作参与主体的决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
　　第二，信用合作市场机制研究成为重点领域。市场竞争、债券信用利差、金融风险和监管等议题成为研究热点。其中，如何准确评估债券的信用风险、合理设定信用利差，以及如何有效监管信用合作机构、确保信用合作的稳健运行，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
　　第三，信用合作数字化转型研究成为新兴领域。P2P网贷、网络信用、数据挖掘、违约概率、随机效应等议题备受关注。研究者不断优化数据与算法选择的方法，以应对数据挖掘过程中面临的随机效应等挑战，从而提高违约概率的预测精度。
　　在2021年至2023年的创新阶段，新算法模型为研究提供了全新方法（见表4）。第一，borderlinesmote-2算法模型通过运用先进的重采样技术，能够在保持数据分布特征的前提下，显著增强样本的代表性和模型的预测能力。这一模型在处理信用合作领域中常见的不平衡数据问题方面表现出色，特别是对于那些通常难以获取足够样本的低信用等级借款人，borderlinesmote-2算法模型能够更加准确地评估信用合作的风险与收益，从而提高信用合作研究的质量和效率。
　　第二，中介效应模型不仅能够揭示中介变量在信用合作中的具体作用，还能够帮助研究者定量分析中介变量在借款人信用状况和信用合作结果之间的桥梁作用，进而为信用合作策略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第三，借助门槛效应模型，研究者能够识别借款人信用状况的关键转折点，深入理解借款人信用状况在不同阶段对信用合作风险与收益的影响。
　　（5）“信用评级”综合研究的演进脉络。从发展阶段（2013—2015年）历经深化阶段（2016—2020年）直至创新阶段（2021—2023年），信用评级研究始终围绕其影响因素与影响机制展开。在此期间，信用评级影响因素的多元化研究成为重点领域，信用评级影响机制的辩证化研究成为新兴领域（见表5，表5关键词信息来源见图4）。

　　在信用评级的影响因素研究方面，发展研究主要聚焦于会计信息质量、信用风险转移、上市企业、资产证券化等议题；深化研究主要聚焦于盈余管理、软信息、违约强度、资本结构、利益冲突等议题；创新研究主要聚焦于公司战略、文本信息等议题。在信用评级的影响机制研究方面，发展研究将层次分析法融入信用评级指标体系的构建之中，以增强信用评级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深化研究探讨了信用评级影响力的权力源泉和作用路径，并分析了信用评级溢出效应的产生机制和作用路径。创新研究从声誉机制和信息效应的角度出发，深入剖析了声誉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以及信息的传递和扩散对信用评级的深远影响除此之外，创新研究从评级虚高和私人规制的角度出发，不仅分析了评级虚高的形成机制和影响范围，还探讨了企业为维护自身信用水平应采取的自律措施。
　　（三）前沿动态分析
　　1. 前沿的起始年份分析
　　CiteSpace软件生成的关键词突现图，能够直观展示短时间内出现频率显著增加的关键词及其突现时刻和持续时长。其中，Year栏表示关键词首次出现的年份，Begin栏和End栏分别表示关键词作为前沿的起始和终止年份。第六列黑色加粗横线表示关键词作为前沿的起始年份和终止年份的时间跨度，黑色加粗横线左侧的深灰色横线，则表示关键词的首现年份到其作为前沿的起始年份的时间间隔。从关键词作为前沿的起始年份来看（见图5），国内信用研究前沿的起始年份主要是2013年、2020年和2021年。

　　2013年，中国正处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恢复期，国内中小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经营挑战。中国政府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以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使得“中小企业”成为当时学界关注的焦点。同时，“信用担保”和“KMV模型”等“风险管理”相关词汇的出现，反映出我国对信用风险评估和防控的重视。此外，“政府信用”“信用评级机构”“企业债券”“企业信用”“诚实信用”等词汇的频繁出现，显示出中国金融市场的逐步成熟和信用体系的持续完善。
　　进入2020年，全球经济波动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交织，使得“信用治理”与“信用环境”成为热门话题。“研发投入”与“纳税信用”作为热门话题，则体现出我国推动企业科技创新投入与优化税收环境，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与创造力的决心。此外，全球新冠疫情给人类的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了巨大冲击，与疫情相关的“传染效应”等词汇迅速成为研究前沿。而“数字经济”等词汇的频繁出现，则预示着中国正加速迈入数字经济时代，经济形态与发展模式正经历深刻的变革。
　　2021年，“商业信用融资”“纳税信用评级”“公司治理”和“社会信用体系”等词汇的突现，也昭示着中国正不断加强公司治理机制与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为经济的长远发展构筑坚实基石。此外，“失信惩戒”和“信用惩戒”等词汇的频繁出现，表明国家对失信行为的打击力度持续加强，信用惩戒机制日益完善。
　　2. 前沿的持续时长分析
　　从关键词作为前沿的起始年份和终止年份的时间跨度来看（见图5），时间跨度超过3年的关键词主要是：“政府信用”“社会资本”“信用监管”。
　　政府信用不仅关系到政府的形象和声誉，更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性。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的日益完善和公民权利意识的日益增强，“政府信用”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2013年至2017年的四年间，政府信用的研究内容不断深化，从基础的政策解读发展到对政府行为、政策效果及其影响的细致探讨。
　　社会资本强调的是社会网络、组织规范等非物质资本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2014年至2018年间，研究者不仅深入剖析了社会资本的理论内涵和测量标准，还对其在信用体系建设、金融市场稳定以及企业组织绩效等方面的实际影响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随着信用体系的不断完善和信用信息的日益累积，信用监管逐渐成为保障市场公平竞争和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2019年至2023年间，研究者从监管政策、监管技术、监管效果等多个方面对信用监管进行了系统的探讨，为政府部门的监管实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从关键词作为前沿的终止年份来看（见图5），突现时间持续到2023年的关键词主要是：“商业信用融资”“信用治理”“纳税信用评级”“信用监管”“公司治理”“社会信用体系”“失信惩戒”“信用环境”“纳税信用”“数字经济”“信用惩戒”。
　　商业信用融资是现代企业实现资金筹措与规模扩张的关键途径。如何完善商业信用融资体系，提高融资效率并降低融资成本，一直是国内信用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在金融科技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商业信用融资已突破传统借贷的界限，拓展到了互联网金融、供应链金融、应收账款融资、保理等多种创新模式。这些模式不仅显著提升了企业的融资效率与成本效益，更对市场经济的稳定与繁荣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商业信用融资的稳健发展仍受到信息不对称、风险复杂化等问题的制约。因此，如何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并抓住机遇，已成为当前国内信用研究领域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如何有效强化信用治理与信用监管，通过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等手段，引导企业和个人自觉遵守信用规范，维护信用体系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始终是国内信用研究领域的焦点。然而，信息不对称、法律制度不健全、监管手段不灵活等挑战都有可能影响信用治理与监管的实效。因此，研究者要不断完善信用治理与监管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方法，为确保信用治理与监管的实时性和有效性提供理论支撑。同时，研究者还应持续探索公司治理机制的优化策略，为推动商业信用体系的稳健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在现代社会中，良好的纳税信用不仅可以为企业和个人带来税收优惠，还可以提高其在社会信用体系中的地位和声誉。因此，“纳税信用评级”成为研究者需要深入探讨的议题。然而，纳税信用实践也面临诸多挑战。例如，评价标准的不统一和不透明，使得企业和个人难以准确理解并适应这些标准。部分企业和个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可能会采取各种手段规避税收，从而损害了整个税收体系的效率和公平。纳税信用评级和纳税信用信息的公开和使用，也需要在保障企业发展权和个人隐私权之间达到合理的平衡。这些问题还留待研究者深入探讨。
　　数字经济，尽管作为关键词的突现强度相对较低，但其对社会信用体系的影响却是不容小觑的。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中，信用的传播和应用方式已经历了显著的变革。如何结合数字经济的特性，创新商业信用服务模式，已成为国内信用研究亟待探讨的新课题。同时，如何有效整合各类信用信息，构建统一的社会信用体系，为信用环境治理提供坚实支撑，亦成为国内信用研究的重要方向。
　　3. 前沿的延滞时长分析
　　从关键词的首现年份到其作为前沿的起始年份的时间间隔来看（见图5），时间间隔超过3年的关键词主要是：“信用评估”“演化博弈”“信用合作”“产权性质”“信用环境”“社会信用”“社会信用体系”“商业信用融资”。
　　“演化博弈”这一概念在2014年首次亮相，在2018年成为学术研究的前沿。作为博弈论的一个重要分支，演化博弈论在经济学、生物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都展现出了广泛的应用价值。这一理论在信用研究领域的应用，得益于跨学科的深入交流与紧密合作，这不仅彰显了跨学科研究的独特价值和深远意义，更凸显了复杂系统研究的蓬勃发展以及学术研究在应对复杂系统问题时的独特视角和有效方法。
　　“信用评估”这一关键词在2013年首次出现，在2017年成为学术研究的前沿。同样，“信用合作”和“产权性质”这两个关键词也在2013年首次出现，但在2018年才成为学术研究的前沿。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和日益成熟，信用评估、信用合作以及产权性质在金融风险评估与管理、信贷决策等领域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极大地推动了相关研究的深化。这些研究历经了从理论框架的初步构建，到方法论的精细完善，再到实践应用的积极探索等多个关键阶段。
　　“信用环境”和“社会信用体系”这两个概念在2015年首次出现，随后分别在2020年和2021年成为学术研究的前沿。2014年6月，《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国发〔2014〕21号）明确提出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总体要求，此举极大地推动了国内信用研究对“信用环境”“社会信用体系”这两个关键词的深入探讨。特别是在2020年规划收官之年以及随后一年，“信用环境”“社会信用体系”更是成为研究热点。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中办发〔2022〕25号），该意见不仅是对过去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总结，也是对未来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方向的明确指引，将指导国内信用研究聚焦高质量发展实现理论创新。
　　“商业信用融资”这一概念自2013年崭露头角以来，经过八年的深入研究，至2021年已跃居学术前沿。在这八年的发展过程中，商业信用融资的成功实践不仅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新的融资方式，更为整个金融生态系统注入了新的活力。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应用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实施方案》（国办发〔2021〕52号），为商业信用融资的进一步繁荣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撑。商业信用融资有望在金融市场中持续发挥关键作用，为企业的健康发展和经济的繁荣稳定贡献力量，同时为国内信用研究提供丰富的研究素材。
　　三、结论
　　第一，发文趋势分析表明，国内信用研究已经较为成熟且稳定，仍保持着一定的吸引力和影响力。随着研究主题和方法更加多样化和精细化，以及出于防范与化解金融危机的现实需求，国内信用研究都有望在未来的学术探索中取得更多的突破和进展。
　　第二，关键词突现分析表明，国内信用研究存在四大演进动力，分别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企业融资的多样化需求、政策的跨周期考量与理论的跨学科发展。
　　第三，关键词聚类分析表明，国内信用研究已形成五大学术体系，分别是“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研究、“信用风险与信用评价”的交叉研究、“商业信用与信用利差”的交叉研究、“信用合作”的衍生研究以及“信用评级”的综合研究。
　　第四，关键词聚类时区分析表明，一方面，国内信用研究正经历三大阶段，分别是2013—2015年的发展阶段、2016—2020年的深化阶段与2021—2023年的创新阶段。另一方面，国内信用研究正面临六大创新机遇，分别是金融合作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金融科技智能化特征的凸显、金融业务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金融服务普惠化工程的铺展、金融模式内生性矛盾的反思与金融素养整体性水平的提高。
　　作者：吴婷（上海交通大学）
　　来源：《征信》2024年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