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最高检”）发布第四十四批指导性案例。本次指导性案例以金融犯罪为主题，其中一起涉及利用私募基金非法集资诈骗的案例，对于公众正确识别私募基金和非法集资具有指导意义。近年来关于私募非法集资诈骗的案例时有发生，大量投资者因此遭受重大经济损失，监管机构也在加大投资者教育的力度，帮助投资者区分合法私募与“伪私募”。
　　变相集资敲响“警钟”
　　根据本次最高检的案情披露，2012年7月至2018年间，被告人张业强、白中杰相继成立国盈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中兴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国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国盈系公司，并且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先后取得了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资格。
　　期间，张业强等人将其公司的经营项目作为发行私募基金的投资标的，通过公开虚假宣传，允许不适格投资者以“拼单”“代持”等方式购买私募基金，并承诺给予年化收益率7.5%至14%不等的回报。张业强等人通过上述方式先后发行133只私募基金，非法公开募集资金76.81亿余元。长期以来，张业强等人主要通过募新还旧支付承诺的本息，并将巨额募集资金用于个人挥霍，少部分资金用于项目投资，且项目公司持续亏损、没有实际盈利能力，最终造成巨额资金无法返还。
　　2021年8月11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犯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张业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处被告人白中杰有期徒刑15年，没收财产1500万元；判处被告人鹿梅（财务负责人）有期徒刑12年，没收财产1000万元。
　　针对本案例，最高检指出，打着发行销售私募基金的幌子进行公开宣传，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并承诺还本付息的，属于变相非法集资。

　　无独有偶，2022年11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一中院”）也公布一起集资诈骗案。案情显示，被告人孙祺通过其控制的上海华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领资产”），假借私募基金的形式，以虚假的票据收益权项目为投资标的，非法募集资金76亿余元，用于兑付投资人本息、公司运营、个人挥霍等，仅少量资金用于投资、借贷等活动，造成700余名被害人实际经济损失20亿余元。最终，上海一中院对华领资产以集资诈骗罪判处罚金2亿元，对孙祺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此外，2021年11月，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二中院”）通报显示，2014年9月起，被告人朱一栋、赵卓权等人利用上海阜兴实业集团（以下简称“阜兴集团”）有限公司开展融资业务，通过虚构投资标的、夸大投资项目价值、向社会公开宣传等方式，并以高收益、承诺到期还本付息等为诱饵，设计销售债权类、私募基金类等理财产品，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并发新还旧，不断扩大资金规模，以维持资金链。至2018年6月，阜兴集团非法集资共计565亿余元，案发时未兑付本金共计218亿余元，被告人也因此受到了相应的刑事处罚。
　　非法诈骗“套路”解析
　　对上述几起案例进行梳理可以发现，涉及的私募基金均采用公开宣传的方式，并对投资者承诺保本高收益，在资金运作上也都是发新还旧的模式。
　　针对社会公众如何区分合法私募和非法集资这一问题，最高检第四检察厅负责人表示，判断一只私募基金是否是“伪私募”不能仅看其是否备案，有投资人认为只要备案了就没有违法性，这也是投资人容易受误导的地方。区分两者的关键要点是，私募基金不得变相自融、不得向社会公开宣传、不得承诺资金不受损失或者最低收益、不得向合格投资人之外的单位和个人募集资金，单只私募基金投资者累计人数不得超过规定人数，如《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累计不得超过200人。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张佩律师分析称，私募基金和非法集资的区别在于，私募基金是面向“特定的投资者”募集资金，并且《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条例对私募基金的业务对象、流程作出了严格规定。而非法集资具备非法性、公开性、社会性、利诱性4个主要特征。因而两者存在明显的界限，即使“取得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如果其业务同时满足非法集资的4个主要特征，则不仅涉嫌违规，还涉嫌非法集资犯罪。
　　最高检第四检察厅负责人还补充道，从办案情况看，有的投资人对私募基金的性质、风险及其与公募基金的区别等还存在模糊认识。通过案例，希望广大投资者对私募基金领域违法犯罪风险予以高度关注，同时提高识别防范能力。私募基金从业人员则应当守法诚信经营，依规依法发行销售私募基金，不得突破“私募”底线，共同维护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来源：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