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缘起
　　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初期“大水漫灌”的井喷式增长转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精准滴灌”新阶段。具体表现为，“十三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整体规模迅速增长，内部结构聚焦于产业数字化，但尚有多数传统型产业仍处于数据应用的起步阶段，覆盖价值链、供需链和企业链的产业数据链尚未构建。基于此，《“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指出，要全面系统推动业务流程的数字化转型，支持有条件的大型企业打造一体化数字平台，强化全流程数据贯通，加快全价值链业务协同，形成数据驱动的智能决策能力，提升企业整体运行效率和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效率。这种由点及面向全业务全流程转型的结构性调整亦受到实务界的积极响应，正如华为首席信息官陶景文所说：“任何不涉及流程重构的数字化转型，都是在装样子”。鉴于业务流程数字化已成为当前企业数字化转型、产业数字化升级的重要抓手，对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长期价值，有必要深入探究企业业务流程数字化的经济后果，特别是其对供应链主体行为决策的影响。
　　业务流程数字化又称流程数字化，指的是数字技术与业务流程的深入融合，具体包括数字技术在合作伙伴关系、产品服务估计、生产运营、营销和销售、客户关系五个方面的应用（雷辉等，2021）。由于经营数据的采集、编码和分析过程发生在该阶段，因此流程数字化是企业后续开展产品和服务数字化以及商业模式数字化的基础，成为现阶段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的第一要务。在供应链层面，流程数字化具有高度的流程灵活性、网络协同性和用户参与性（朱秀梅等，2022），便于企业与供应链各方共同参与到产品的试制研发、生产、销售、物流等重要运营过程，大大降低了市场的信息流通成本。考虑到供应链层面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三个要素缺一不可、紧密相关，流程数字化系统地重塑了物流和信息流的传输过程，必然会深刻影响上下游之间的资金配置活动，特别是企业之间的直接信用行为——商业信用。
　　国内外研究基本情况
　　学者们将商业信用归因于信贷配给不均衡，金融市场上部分企业存在融资需求，却因为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而难以获得银行贷款（Stiglitz，1981）。与银行等第三方金融机构不同，供应商可以通过供应链深入了解下游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能力，而当下游存在严重的财务危机时，供应商可以停止原材料的供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坏账风险。研究发现，那些难以通过银行贷款融资的企业往往会通过商业信用来缓解融资约束（Petersen等，1997）。当环境不确定性提高时，企业获得商业信用的难度也随之增加（陈胜蓝等，2018）。在此情境下，商业信用的产生是信贷资源供不应求的结果，这种从“需求侧”角度解释商业信用成因的观点被称为替代性融资理论。与替代性融资理论关注“需求侧”不同，买方市场理论从商业信用的“供给侧”出发，认为商业信用普遍存在与下游企业的强势有关（刘欢等，2015）。研究发现，那些融资无约束、声誉较好的大型企业可以利用商业信用，低成本地获得供应商的流动性（Fabbri等，2010）。然而，商业信用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规模过度扩张容易引发“三角债”等信用危机，因此学术界和实务界开始打开商业信用的“黑箱”，重视商业信用的组成结构，即不同商业信用模式所占的比例，进而探究商业信用结构的影响因素（刘凤委等，2009；陈运森等，2010；吴世农等，2019；王红建等，2021）。
　　学者们将企业数字化转型分为流程数字化、产品数字化、服务数字化、商业模式数字化、组织结构数字化五个维度（Kretschmer等，2020；Verhoef等，2021）。会计和金融领域的实证研究发现，数字化产品能够提高企业绩效（池毛毛等，2020）。管理数字化变革对投入产出效率有重要影响（刘淑春等，2021）。利用数字化技术完成产品的线上个性化定制，能够提高新手的顾客满意度，但会降低专家用户定制自主设计的成就感（路守望等，2022）。此外，战略和营销领域的学者借助案例分析、元分析等定性研究方法，进一步探究流程数字化与其他类型数字化的协同关系。短期来看，流程数字化的设备自动化、网络协同性、用户参与性等特征帮助管理层评估、改进、创新现有的产品或服务（de Sousa Jabbour等，2018），为客户传递新的价值主张、增加新产品的客户满意度、提供全流程的完整信息服务（Favoretto等，2022）。长期来看，数字化流程在支持供应链柔性制造和个性化定制的同时，由此产生的新产品和服务成为大数据资源的获取媒介，反过来提高了全业务、全流程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效率，为企业商业模式、组织结构的调整和创新提供数据准备（Kohtamäki等，2020）。
　　既有文献奠定了良好的研究基础，但仍存在研究空白。一方面，现有文献对商业信用影响因素的研究更多从“规模”维度展开，对“结构”维度关注较少，且集中于传统经济形态下的系统和非系统因素，数字化对原有经济形态而言是一场新的变革，但对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的商业信用结构，却鲜有文献深入讨论。另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多阶段实现的，业务流程的数字化重构是当前企业数字化战略和产业数字化升级的重要前提，它系统地重塑了微观企业和中观产业的信息效率和竞争格局，而信息不对称与客户偿付能力正是企业制定商业信用策略的主要考量因素。本文基于此探究业务流程数字化与企业商业信用结构的因果关系。
　　研究发现
　　本文以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业务流程数字化对商业信用结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业务流程数字化显著改善了企业的商业信用结构，客户集中度促进了这一过程。机制检验表明，业务流程数字化在提高客户偿还能力，改善了客户的信息透明度，最终促进了企业商业信用结构的改进。此外，流程数字化有利于企业调整商业信用结构，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和降低企业总体风险，对企业未来发展具有长期的正面效益。
　　研究贡献
　　（1）现有研究大都从企业内外部特征方面较为全面地考察商业信用“规模”的影响因素，对商业信用的“结构”维度关注较少。本文的研究结论拓展了商业信用结构的影响因素研究，更有助于理解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商业信用的演化路径和形成机理。
　　（2）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渐进式的系统过程，现有文献广泛探索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但结论却莫衷一是。关注点主要是数字化转型这一全局性构念，对转型的内容和特征讨论尚不充分。本研究从业务流程入手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符合当前学术界和实务界以发展的视角分阶段看待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现实情况。
　　（3）本文的结果显示，上游企业进行业务流程数字化有助于改善其商业信用结构，较多地使用预收款项、应付票据等有利的商业信用模式，有助于缓和供应商承担的固有信用风险，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信用风险具有收敛效果。
　　（4）在实践层面，本研究结论有利于引导企业、政府、行业组织等多方力量共同协作，以数字内容优化现有业务流程、重塑商业模式，有助于政府部门更好地解读现有数字化政策的经济效果，以充分发挥相关政策在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过程中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