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货币的“信用”,到底是谁的信用?

发布时间:2024/03/22 |来源: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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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货币发展历史,有四大发展阶段:从最初始的自然实物货币(无需特别加工的特殊贝壳、骨头、羽毛等),发展到规制化金属铸币(需要人工冶炼和铸造的铜币、金币、银币等),再到以实物作为价值支撑的金属本位制纸币,最后发展成为彻底脱离任何具体实物的纯粹信用货币。中国国际期货公司总经理、中国银行原副行长王永利形容这一过程有如“由蛹化蝶的演变过程,其外在形态发生多次深刻裂变,最终实现革命性一跃和质的绽放,成为可以自由飞翔的成虫。”
  货币为什么必然要从实物货币发展成为信用货币?货币的本质与核心功能到底是什么?信用货币的“信用”到底是谁的信用?王永利认为“亟须正本清源”。他对《金融时报》记者说,这是他写作《货币大裂变》一书的初衷。
  信用货币诞生的必然性
  “货币的本质属性(价值尺度)与核心功能(交换媒介)是不能改变的,而表现形态和运行方式则是可以不断改进的,以提高货币运行效率、降低运行成本、加强风险管控,不断增强货币的功能发挥。”王永利说,正是因此,货币才从自然实物货币,转化为规制化金属铸币,再发展到金属本位制纸币,进一步发展到脱离具体实物的国家信用货币。
  而货币要充分发挥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的功能作用,就需要保持一定流通范围内的货币总量与该范围内可交易财富的价值规模相对应,随同财富价值的变化而变化,具有可调性、灵活性,从而保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以贝壳、黄金等任何一种或几种特定的自然实物作为货币,都会受到其实际储量和开发量等方面的限制,存在货币供应的有限性与可交易财富价值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难以保持货币总量与价值规模相对应,很容易因为货币供应不足而造成严重的通货紧缩,束缚经济社会发展。王永利说:“这是实物货币存在的致命缺陷,其危害远超货币超发可能引发的通货膨胀。”这也说明实物货币必然要退出货币舞台,回归其作为可交易财富的本源。
  如此,货币就必须从可交易财富中特定的一种或几种实物彻底脱离出来,成为专门的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保持货币总量与可交易财富价值总额相对应,并要得到其流通范围内最高等级的信用保护,保证其具有最高流通性。这是货币发展的必然方向和基本逻辑,也说明了信用货币出现的必然性。
  谁来为信用货币背书?
  彻底脱离任何特定的价值载体,成为以流通范围内所有可交易财富价值整体作为支持的信用货币后,货币就不再是货币投放机构(如中央银行)自身的信用和负债,而是可交易财富所属的国家的整体信用(国家信用)。货币和财富都要受到最高级别的国家主权和法律保护,因此也被称作国家主权货币或法定货币。
  “货币并不是国家政府机构自身的信用和负债,不是以政府税费收入作为保证的。”王永利认为,在国家主权独立,尚未实现全球一体化治理情况下,国家主权和法律就成为当今世界最高级别的信用保护,这种情况下,设想货币的非国家化或超主权化,都是难以成功的。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经力推的与多个国家货币结构性挂钩的SDR,并没有成为真正的世界货币,而只是规模有限的成员国和相关国际组织之间使用的特殊储备资产;又比如说,国际著名互联网社交平台公司Facebook(现更名为Meta)联合若干跨国公司曾经力推的与多个国家货币结构性挂钩的Libra,投入巨大却因难以落地而流产。
  王永利强调,“欧元并不是超主权货币,而是一种‘区域主权货币’,其正式推出后,成员国原有的主权货币全部退出,不存在挂钩和并存的问题。即使运用区块链等新兴技术,打造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也同样难以成为真正的货币,而只能成为一种特殊的数字资产。”
  关于信用货币是如何投放的,王永利认为,信用货币体系下,除货币投放机构购买符合标准的货币储备物(如黄金、外汇等)外,最主要的投放渠道或方式就是货币投放机构的信贷投放,包括发放贷款、购买债券、票据贴现、账户透支等,这会增加全社会的负债规模、提高全社会负债率,并增加货币投放机构的损失风险。再进一步讲,货币投放机构的信贷资产质量成为决定货币质量的关键因素,如此,信贷超出合理需求的过度投放就成为货币超发与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为防止货币超发,需要建立一整套相应的货币管理体系。在王永利看来,其中最重要的是实施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分级管理。他解释道:“商业银行成为信贷投放的主体,不再只是单纯的商业性金融机构,必须接受严格的货币规则约束(金融监管)。商业银行必须多家并存、相互竞争并形成退出机制,需要及时识别和处理银行信贷不良资产损失,严格控制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如果银行出现严重的流动性风险或已资不抵债,同样需要被接管或实施破产重组等。”
  信用货币颠覆了哪些传统货币理论?
  当信贷投放成为货币投放主体,再将货币等同于现金,显然就太浅薄了。现金、存款、电子钱包等都是货币表现形态,而不是货币本身。货币流通速度也不再是影响货币总量变化最重要的因素,反而是间接融资的规模和占比影响更大一些。“这种情况下,需要重新反思‘货币数量论’。”
  王永利谈到,信用货币的出现,颠覆了很多货币相关的传统认知与经典理论。比如说,传统的以货币总量除以储备货币表示的“货币乘数”指标,已经失去实际意义;又比如说,信用货币下,“铸币税”不是更大了,而是更小了,将一张纸币的面值减去其印制成本后的差额认定为其铸币税是不成立的;再比如说,不能将央行购买货币储备物支付货币的金额等同于央行发行货币赚取的铸币税。
  此外,金融交易对货币产生的深刻影响也要引起重视。王永利告诉记者,日趋活跃的金融交易会大量分流货币,形成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保值增值需求与投资消费需求相对应的复杂格局,给实体经济领域的货币流通量及CPI等带来强烈冲击。其中,各种权益性证券化资产,原本就是其底层资产权益的影像,在底层资产已经存在相对应的货币情况下,如果银行或影子银行再对这些权益性资产提供信贷融资,就势必造成货币的超发,对此需要仔细甄别、严格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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