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处失信处处受限”，是信用惩戒的形象表达，但这是否等同于不给“摘帽”的机会呢？
　　日前，《深圳社会信用条例》经表决通过，将于今年3月1日起施行。其中的信用修复机制，就对此作出了明确表态：失信主体在规定期限内主动实施修复措施，纠正失信行为、消除不良影响的，可以提出申请重塑信用。
　　“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凭也。”信用是市场经济中的“硬通货”，是社会治理中的“软环境”，更是一座城市的“文明底座”。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在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我国在这一领域起步较晚，目前缺乏成熟的模式和经验，尚未制定全国统一的社会信用法。在此背景下，作为具有立法权优势的特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的积极探索势在必行。
　　如果说信用惩戒彰显了规则之“刚”，那么信用修复则体现了管理之“柔”。处罚从来不是目的，信用建设不能只有一味的惩戒。多一些动态管理的思维和发展的眼光，一方面可以发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作用，让失信主体卸下“枷锁”、重获新生，信用监管机制才能“好钢用在刀刃上”。另一方面，也能有效避免失信认定中的“误伤”，留下一定的容错纠错空间。
　　需要强调的是，信用修复的初衷不是降低违法成本，更不是给失信者“洗白”，而是有程序、有前提、有限度的关怀和警示。正如日前召开的第四届中国城市信用建设高峰论坛上，就有专家指出：在摸索中前行的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最终的落脚点应该是以人为本，教育人、尊重人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还要看到，推动社会信用建设，政府良好的“信用”形象也是重要一环：既要这出“对信者无事不扰，让失信者时时不安”的鲜明态度，还要注意恪守“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权力边界。从实践来看，由于依据不清晰，过程不透明，执法的随意性比较突出。此次《条例》所直指的滥用失信惩戒措施等现象，就属于社会反映较为强烈的问题。
　　“法施于人，虽小必慎。”夯实更有力的制度保障，以人性化执法代替简单的“一罚了之”，更能提高政府公信力，发挥示范表率作用，让被罚者心服口服。事实上，这一立法精神也贯穿于《条例》的其他内容中，如作出不良信用评价前应事先告知信用主体、情节轻微且未造成危害后果或可不予惩戒等。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在《条例》征求意见稿阶段的研讨会上，众多在信用领域颇有建树的专家、信用服务机构代表共议地方信用立法，这在全国尚属首次，同样不失为推进立法透明化、科学化的创新之举。
　　横向来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其综合性强、牵涉面广，需要多部门通力合作，也容易出现多头管理、权责不清的弊端。此次专门立法，整合各部门的规制工具，统一管理标准，无疑是关键一步。我们期待着，在法治护航之下，“一诺千金”换来“真金白银”，“浪子回头”换来“轻装上阵”，继而推动“良币驱逐劣币”的正向循环，服务实体经济有序发展。